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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亿博注册
                                                                        发稿时间:2020-08-12 21:20:36

                                                                        2019年3月,李先生在位于武汉蔡甸区的“湖北总部基地CBD二期”1号楼2层购买了一个建筑面积为20.44平米的商铺,总价35万元。

                                                                        有趣的是,正是由于美国两党及其背后的选民难以在国内议题上达成共识,于是全球化以及从全球化当中受益的中国就成为他们转嫁危机的替罪羊。两党都将美国工人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归咎于跨国公司的产业外包,归咎于中国商品对美国产业的冲击以及中国的“技术盗窃”“不公平贸易行为”等。美国内部政治的极化和对华政策的极端化,是美国对内和对外政治中的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可以说,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成为美国两党精英的黏合剂,成为美国新的“政治正确”。

                                                                        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各种形式的灾难现场第一时间就能到达观众,人们也越来越期待政府快速应对——今天是一次经济危机,明天又是一次恐怖袭击。当这种期待经常被宪法设定的缓慢、审慎的立法程序挫败时,公众就会产生现行体制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危机的挫败感以及突破现行体制的强烈冲动,于是总统就可以诉诸民意,运用紧急状态的修辞,证明自己突破权力约束的合法性。

                                                                        不过,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有利于民主党的变化。政论作家以斯拉·克莱恩在《我们因何极化》一书中指出,2013年是一个临界点。那一年,1岁以下的新生婴儿中,白人婴儿的比例已经低于50%。而且白人人口老龄化,平均年龄大大超过拉丁裔、黑人、亚裔等族裔。他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往往要经过十多年才会传导到政治权力中。按照这一逻辑,就算2016年特朗普输掉大选,大约到2024年前后迟早也会出现另一个特朗普。特朗普和共和党代表了绝望的白人最后的挣扎,如果他们现在不赢,以后他们成了少数,就再也没机会赢了。

                                                                        新冷战:难得的跨党共识

                                                                        在愈发严重的极化政治的背景下应对新冠疫情,特朗普采取的另一个策略是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将新冠疫情比作“二战”,试图将自己打造成“战时总统”,从而绕开常规状态下的各种法律约束,解封更多权力。

                                                                        卡罗瑟斯提供了另一种分析。他认为,美国的国会和总统选举实行简单多数制,即得票最多者即便不超过半数也能在选举中获胜,导致更温和的第三党很难兴起。而且,两党制也排除了议会制下组成更具包容性的执政联盟的可能性。

                                                                        美国暴发新冠疫情时,正值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发起的特朗普弹劾案进入最后阶段。虽然最终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判定特朗普无罪,但他执政以来两党的党争日趋激烈,政治极化程度为近几十年来罕见,是有目共睹的。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沃尔特称之为“超级极化”(hyperpolarization)。

                                                                        美国宪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也有类似观察,他认为总统依据紧急状态,绕开法定程序,主张来自人民的直接授权的“紧急状态政府”,日益危及宪法原则。而总统所说的“紧急状态”,一大来源就是战争。长期以来,总统都在主张战争时期的单边行动权力。比如林肯在美国内战时中止了人身保护令状。但在最初的一个半世纪内,这只是一种例外状态而不是常态。战争终究会结束,政治也终究会重返常态。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保罗·伦弗洛认为,至少自“二战”以来,战争比喻便开始逐渐成为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它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扩展到非军事领域。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但在伦弗洛看来,战争思维并不是理解社会议题的恰当路径,对战争比喻的过度依赖,造成美国人政治想象力的贫乏,并阻碍了美国人正确理解并解决社会议题的能力。